职业教育是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相应环节。相比中世纪原始的经济生产,现代经济生产体系,分工愈细,技术要求更高,以前师徒授受式的职业技能传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英国等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出现了工业学校、工人讲习所等现代职业教育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势的盛衰,恒赖经济实力的强弱,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则建筑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之上,这也加重了现代经济生产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可以上溯自晚清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自强诉求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办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像福州船政学堂这样的技术教育机关。在后来的学制改革中,出于对中国积贫积弱的认识,实业教育被纳入到官方定制的教育体系之中。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实业学堂通则》,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外,复设实业补习学堂,教员讲习所等。这些出于国家富强需要,由国家统一定制的设施,没有考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需要,似乎还不具备现代职业教育的品格,但却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以后,继承晚清的传统,民国二年,颁布实业学校令。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相当于清代的初等、中等实业教育。在这种简单的因袭之外,又顺应历史潮流新增了女子职业学校。
民国职业教育的革命性进展,要等到民国六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黄炎培。早在民国初年,黄炎培观察中国的教育状况,以为不切实际,当时的说法,所谓“学校愈多,地方愈贫;学生愈多,社会愈乱”。针对这种现实,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他随即出国考察,归来之后信念益发坚定,以为近代教育必以生活为依归,因而联络实业界与教育界的同志,于民国六年五月六日,由伍廷芳等四十八人具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教育社议事会通过决议,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同年底,教育社社刊《教育与职业》创刊发行,总编辑为蒋梦麟。次年,中华职业学校成立,聘顾树森为校主任。教育社的事业,起初为调查、演讲、研究、出版等宣传工作,后来渐渐至于实地试验,包括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职业补习等。在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职业指导、职业课程设置、整合全国的职业教育力量以及普通的社会教育等方面,教育社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民国职业教育史料汇编》,共收录民国职业教育有关文献八十余种,包括当时官方的管理法规、调查报告,记录有关学校机构历史沿革的一览、概况,以及当时理论探索的有关著述,还有一些定期出版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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