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创生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其原始教义，即所谓“六艺”，或说“六经”，在古代被奉为君子修身治国的指南。其“德教”涵义，见于《礼记经解》，其说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外，“六艺”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如《礼》教，固然可以说“恭俭庄敬”，但也可以是“体国经野”。甚至人生大事的“冠、婚、丧、祭”，乃至国家祭祀、设官分职，都“非礼不行”。一般来看，礼主别异，乐主和同，也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制度的生成。其它各“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由于具备这些优良的性质，使得儒学发展壮大为古代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主流思想。

中国儒学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起源或与“事神致福”的原始文化同其渊源。周初以下，儒与师、保同义，《周礼。天官》太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师、保之儒，掌教化，《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或亦有见于此。春秋战国之际，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上承古代礼乐传统的遗泽，将古典文化的菁华折中为“六艺”，奠定了后世儒家的思想基础。两汉以后，学者笃守传承，笺注经典，有传经之儒，义疏之学，至唐人“五经正义”而总其大成。两宋以后，经过唐末五代的丧乱，又外感于佛教禅宗的刺激，程子、朱子等大师相继崛起，“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于是有性理之儒。（参韩国学者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绪论）传播到域外地区并发展出独立学统的儒学主要是性理之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宋、明理学。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学者或远引箕子之东的传说，不必可信。从文献可征立说，至少到汉四郡时期（始于公元前108），朝鲜地区已经接触到儒学文化。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高句丽王朝设立“太学”，以儒家典籍“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作为教科书。到公元八世纪，三国儒学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新罗王朝以“读书三品”制选拔人才，要求上品需精通《左传》、《礼记》等大经。九世纪后期，新罗崔致远游历长安、洛阳，经过数年勤苦力学，终以宾贡进士及第，经过吏部铨选，还出任中国的地方官员。他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有关文字后来编辑为《桂苑笔耕集》，被后人称为“东方艺苑之始”，崔氏本人也成为“东国文学之祖”。

公元九一八年，高丽太祖王建（公元877-943）统一三国。王建的身边多有儒臣，他的著述《政诫》、《诫百寮书》以及遗训《训要十条》都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成宗期间（公元981-997在位），高丽还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制。高丽王朝的学者，崔承老（927-989）、崔冲（984-1068）等人，积极兴学，为传播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丽初期，当中国宋朝初年，两国维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丽王朝时常派遣留学生入宋学习。宋初兴起的新儒学也很快传播到朝鲜地区。忠烈王（1274-1308在位）时期，安珦随使臣来中国，见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的著述，他很快察觉到新学术的价值，他抄录了朱子书，带回高丽，告诫后学说“欲学孔子之道，必先学晦庵”。安珦之后，白颐正于一三〇五年使元，在中国游历十年，钻研程、朱的著述，归国后以新儒学教授。数传之后出现李穑（1342-1396）、郑道传（1342-1398）、郑梦周（1337-1392）等人，高丽新儒学开始形成独立的传授源流。

郑梦周在当时就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他不仅深入钻研新儒学中的性理之说，还引入《朱子家礼》，并实践三年丧礼制度，他对高丽王朝以身殉节，作为忠义的典型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与郑氏同时的郑道传、权近（1352-1409）参与了朝鲜王朝的建立，以道学理论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郑氏的重要著述《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是儒家经世的典范。权近又有《入学图说》，以图示的方式分析儒家教言中各种范畴与层次的区别，便于教学。这种方法源于北宋学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过权近的发挥之后成为韩国儒学的传统特色，继权氏之后，有郑之云《天命图》、李滉《圣学十图》等，都是韩国儒学中的重要著述。

郑梦周数传之后，出现金宗直（1431-1492）、赵光祖（1482-1519）等人。学者在辗转传习的同时，寄托学术精神“道统”谱系也被逐渐建立起来。金纽说：东方道学之宗源于圃隐郑先生，冶隐吉先生受业于圃隐门下，承其正脉。江湖金先生就学于冶隐，在其族中传学统之绪，占毕斋先生学源纯粹，出于正路。时先生门下所出之明贤高士不仅十余名。寒暄堂、一蠹、梅溪等受其劝奖启发，静庵（赵光祖）、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等数贤相继而起，上承洙泗、濂洛之学统，下启亿万年无穷之美。

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性理学传播到朝鲜地区经过三百多年的累积，终于出现了退溪李滉（1501-1570）、栗谷李珥（1536-1584）两座高峰。退溪笃信朱子而深造自得，他中年在乡下隐居，用朱子诗义将最家门口的池塘取名为“光影塘”。为了深入理解朱子的学术，他还编辑了《朱子书节要》。他的重要著述《圣学十图》其中也多依仿朱子之处。栗谷也尊朱子，据说他尝感慨说“幸生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对于道学源流，栗谷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即退溪李滉）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这是大师的学术评论标准，或者过于苛刻，但也充分说明，至退溪、栗谷，朝鲜王朝的性理之学已经形成了充分独立的传统，这点也得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肯定。

退溪、栗谷之后，朝鲜儒学仍有重要的发展，其中如继承李珥学统的宋时烈（1607-1689）、阳明学者郑齐斗（1649-1736）、实学巨子丁若镛1762-1836）等，都是儒学史上能给人以长久启发的重要人物。

朝鲜地区的儒学是中国儒学传统的一部份，与本土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整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光辉的传统，我们有必要扩大视野，在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中考虑问题。长期以来，对域外儒学的资料都不够重视，以前在国内也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宋子选集》等少数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们编辑了这套《韩国儒学文集》，其中共收录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家学者的文集三十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