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版画是中国古代版刻艺术的重要成就，根据现有资料，至少在公元九世纪，即晚唐时期，在雕版印刷的佛教文献卷首就已经出现了菩萨像以及法会图等木刻图像。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日益普及，木版画的应用范围愈发扩大，除了佛教文献以外，儒家经典，如《诗经》、《荀子》等都出现了图文并行的纂图互注本。中医学的本草、针灸文献中也出现了本草图、人体经络图等。木版画的广泛运用也催生了新的大众阅读习惯，宋元之际，当时的平民读物，如历史演义小说等出现了“全相”本，正文版面分为上下双栏，上图下文，图是对文中情节的描绘，一书中往往有图数百幅，合起来可以视为演绎全书情节的长篇连环画卷，这在后世成为一个光辉的传统。

新的出版、阅读习惯也激励了古代的木刻艺术家，由于各方良好的互动，到明代中后期，古代木版画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在图书出版领域，几乎到了无书无图的地步，从三教经典到传奇小说，外逮兵书、农书、家谱、方志等皆有精美的木刻图画。在传奇小说文献中，很多早期的纂图互注本上栏的小图在明代的同类文献中皆更换为单页大图，版面的扩大为艺术家的构思与发挥提供了更多的表现空间，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全书有图二百幅，据郑振铎先生考证，全书是杭州多名艺术家通力合作的作品，代表古代小说插图的最高水平。

传奇小说插图是古代木刻艺术家发挥艺术才能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到明代，庶民文化发达，小说的编辑、创作迎来文学史上的高潮。另外，传奇小说本身也有情节生动的特点，这也有利于木刻艺术家的创作与发挥。明代中后期，很多大著作，如《西游记》、《水浒传》、三言二拍、《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出现了精美的绣像本，这些文本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是古代版画艺术史上的重要数据。

对古代木刻版画资料的发掘，以近代郑振铎先生的贡献最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郑振铎在研究古代小说之余，开始注意到绣像小说中的版画数据。三十年代，郑氏与鲁迅合作编辑了《北平笺谱》，此后虽经抗战等波折，郑氏仍以惊人的毅力与热情广罗善本，据其自述，其先后所得附插画之图籍在三千种以上，单幅年画不下二千幅，“有见必收，有闻必录”，最终编成《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等巨著。

郑振铎先生所编辑的《图录》等书收罗系统、选择精当，长期以来是研究古代版画的标准参考，唯受制于当时的编辑、印刷等条件，于原始作品之丰采不免微有损伤，而其他收罗有关文献的大型丛书，如《古本小说集成》等，因其编辑目的别有所在，版画等固非其所重。有鉴于此，我们将明刻本中附有版画资料的文献辑为丛刊影印出版，于原始文献之版式色泽，皆一存原本风貌，相信能使读者于明代绣像版画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此外，由于古代东亚地区文化的一体性，很多汉籍文本在朝鲜、日本地区辗转翻刻，其中甚至有青出于蓝之作，本编着意收集此类文献，在视野上较前辈之作稍稍扩大，或者能满足读者更多元的阅读需求。

因为资料众多，本编按文献类别稍稍分类，其中绣像本传奇小说合为一辑，传奇小说之外的其他数据将以“明刻版画史数据丛刊”之名目陆续出版。俗语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虽然也费了一番手脚寻找数据，但限于学识、文献资源等，尚不敢以“转精”自雄，若本编于读者能有微末之帮助，则于愿已足。若编辑工作未周之处，则望读者、同好不吝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