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从身处其中的个人感受的立场来看，最直接而又深刻的变化或者是伦理观念的变迁。从传统上说，重伦常，讲道德，本来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学术，从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学，一直维持着高度的伦理关注。即便是带有出世色彩的佛教、道教，在强大的儒家传统下，于日常的人伦也不敢过于出入。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儒家除了发展出天理、性命等精微的道德形而上学，同时也发明了冠、婚、丧、祭等日常礼仪，两者相互为用，满足了中国人伦理生活的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清廷以及其素所奉为治具的理学，逐渐显露衰败的景象，道德革命日渐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新民德以自强，逐渐成为时代先觉的共识。这种意识早在严复的《原强》（一八九五）中已经初见端倪。数年以后，梁任公撰《新民说》（一九〇二）正式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新民说》表彰公德，提倡权利、自由等现代伦理。《新民丛报》发刊辞说：『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梁氏提倡的新伦理，包括『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他召唤的是具有新道德的新民以及由新民所抟成的新社会、新国家。梁氏稍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以伦理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参陈独秀《吾人最后的觉悟》，一九一六年二月《新青年》一卷六号）以《新青年》为阵地，他进而提出了文学、美术等多方面的革命要求。
   在保守与革命的冲突之下，近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传统的『君子』日渐远去，而取裁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绅士』理想也似乎也遥不可及，所以『苦闷』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象征。从个人立场与命运的角度来看，近代文化史上有许多伦理悲剧。为了缓解过渡时代的文化震荡，从官方到民间，积极筹划各种应对手段。在教育上，晚清时期的修身教育，民国时期的人生哲学，都是为了减缓时代的伦理压力。于此同时，学者也多本其所学、所信，发表言论，以尽引导之责。
   近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人生观论争是始于一九二三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本年二月十四日，儒家学者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演说，认为人生观有『主观、直觉、综合、自由意志』等性质，非『客观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的科学『所能为力』。这种论调有潜在的非难科学、并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效果，这引来视科学为启蒙利器的丁文江、胡适等人的驳斥，后来梁启超、林宰平、朱经农、吴稚晖、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陆续加入论争，皆有其各自的立场。论战有关的文字后来编辑为论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于次年年底在上海出版。论文集有胡适序，对于当时候的人生观，胡适说『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过见面礼呢。』 所以他要『大声疾呼』，『替科学辩护』。这充分暴露了当时中国的伦理现状，也表明在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任何文化论争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更广阔范围内的文化选择联系在一起。
   检索现有的有关文献，在近代文化史上我们看到各种人生观表述，从哲学思维的形式上看，有唯物、唯心、唯情等区别。而就其主张从出各种传统而言，则有儒家、基督教，科学等各种不同。对人生观的关注最后或者都要落实于人生的具体选择，所以革命的人生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服务的人生观等，显然要导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正是这些不同的人生选择塑造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出于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关注，我们数年前开始收集近代修身、伦理教育有关的历史文献，包括晚清以来的修身教科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等有关文献，其中教科书系列已经编辑为《近代修身教育文献丛编》，二〇一五年由南京凤凰出版社出版。在前编之外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等有关文献则为此编。两编影印行世，或者可以方便有关学者的研究工作，对于关注对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的读者来说，本编也不失为有益的参考。